滬人樂極生悲

中國強國論之外交篇

    外交對任何國家都有很大影響，甚至能影響她們的盛衰。隨著全球化日益增強及國際形勢的風雲色變，中國未來的外交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有時候中國需要作出與某些國家關係惡化；的心理準備。台菲漁船衝突事件可能成為兩岸關係的一個轉捩點。兩岸要聯手防衛領土，在國家主權的問題上絕不能因為避免與外國的外交關係惡化而作出讓步。

接著，我想在此提及一種新穎的外交形式，那形式就是「航母外交」。

甚麼是航母外交？請大家千萬別以為這是一種武力外交，其實航母外交也是和平外交的一種。當一個國家把其航空母艦駛往外國進行訪問，便是航母外交。美國的航母曾多次訪港，也就是美國的航母外交。航母外交其實是互利互贏的。首先，兩國人員能交流科研技術。其次，艦上士兵能與當地市民進行交流。最重要的是，能推行航母外交而沒有使他國感到受壓，就能確切證明推行航母外交的國家擁有非常高超的外交技巧。中國只要能成功推行航母外交，就能充份展示中國的作為一個成熟的外交大國的大國風範，宣揚「中國和平論」。

中、日兩國為亞洲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大國，所以她們將主導亞洲未來的命運。要使全亞洲得以可持續發展，必先化解兩國之間的「世仇」。

如何化解兩國之間的世仇？兩國政府可以參考法、德兩國化解世仇的好例子。她們找到一個重要的共識：統一歐洲。所以，首先，兩國先要把軍艦從存在爭議的領海撤出，然後，中、日兩國應舉行首腦會談，找出兩國的共識，例如：兩國需要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因為有利於全亞洲，再解決歷史問題，共建「和諧亞洲」。

至於如何解決不涉及中國的外國領土衝突，中國政府可以考慮容許外國領導人到中國舉行會談，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解決爭端，畢竟中國是一個中立國。以、巴領導人便曾到中國舉行會談，只是時間不同。中國政府更可藉著邀請他們到中國舉行和談的良機，與他們建立伙伴關係，或是擴大雙方的合作層面。以色列總統在訪華時也擴大了中、以兩國的合作層面。邀請外國領導人到中國舉行和談，有助中國拓展全方位外交。

中國政府必須重視發展全方位的外交，確保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和平的多極化世界，造福世人。

中國強國論之政治篇

    自清末起，憲政已逐漸對中國的政局產生影響。如今，共和國的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政制的不民主不斷積聚民怨。若果在十年內中國的政改仍是如此遲，中國的政局及經濟發展將陷入困境。所以，現在的政局不是「非改不可」的時候，而是「非大改不可」的時候。


    為何現今中國的政治變革停滯不前，致使官民衝突日益升溫？領導層一日仍堅決擁護迂腐過時的政制，中國一日還會處於「有法例無法治，有憲法無憲政」的苦況。

    請中央政府不要再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藉口打壓人權，違反1997年簽署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現今所有世界強國都沒有類似的不合理罪名。倘若民運人士真的違反法例，為何就不以其他罪名作出控訴，而要以一個在法理層面上完全站不住腳的「罪名」來拘捕他們？

    請中央政府不要再以「中國特色」為盾牌而拒絕民主化。中國既然強調要主動融入世界，為何就否定普世價值？要消滅「中國威脅論」，就必定要認同及保障普世價值。若果中央政府認同及確切保障普世價值，中國已向民主化進程邁出極重要的一大步，其他國家自然會認同中國對世界作出的貢獻，百利而無一害。
 

近十數年來，中共一直強調要先推行黨內民主，然後自然推動政制民主。推行黨內民主來促成政制民主是一個十分優良的方法，但就是因為中共及社會各界關注推行黨內民主，忽略了要同時推行人大的選舉改革。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所以其改革對全國的政改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根據《選舉法》，內地的居民可以直接選舉鄉鎮級、區縣級、以及不設區的地級市人大代表，每次選舉間隔為五年。而設區的地級市及更高級別的人大代表則由下一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屬於間接選舉。中央政府可以慎重考慮將推行直接選舉的範圍往上擴展一級。

中共推行的政改遲滯，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很難在推動人大選舉制度改革與維持中共的執政地位之間取得平衡。如果中央政府並不打算擴大人大的直接選舉範圍，可以考慮讓國民對他們認為並不理想的人大代表候選人投「不信任票」。此方法也能有效地推動人大選舉制度的改革，因為「不信任票」的數量能反映候選人能否大得民心，從而對候選人構成壓力，令他們要改善自己所提出的政策。

我認為中央政府可以制定一個新的計算票數方法，就是把在人大選舉中所得票數乘以(1-「不信任票」的百分比(「不信任票」的票數除以該區選民數目))，而把「不信任票」的票數轉為負數計算。假設候選人甲在人大選舉奪得100票，而他又有150張「不信任票」，該區有2000名選民，那麼他得到的票數應是100 X (1-150/2000)，等於92.5。此計算方法能令選舉結果更合乎民意。

內地有不少民運人士時常被打壓，幾乎沒有一般人所擁有的權利，失去人身自由。無論他們有甚麼政見，中央政府都應判斷那些政見是否合乎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即使他們的政見可能使政權變得不穩定，中央政府也應勸喻他們改變政見，而並非任由他們被打壓。

近年來，台灣有不少政黨都希望能到內地發展，中央政府應盡快抓緊良機，嘗試讓部份台灣政黨在內地設立辦事處。中央政府也應考慮將台灣政黨在內地進行政治運動合法化。這兩項政策有大量優點：

一：台灣居民會感到兩岸的交流有十分高的雙向性，所以會更信任於中央政府進行和平統  一。

二：內地民眾能對台灣文化有一定的瞭解，減少統一後發生文化衝突的機會。

三：兩岸政府能更方便地進行政治交流，互相改善政策，互利互贏。

領導人要成功進行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甚麼？就是希望國家日日進步而又不畏風雨的勇氣。

中國強國論之主義篇

             過去數十年，新加坡這個東南亞小國經濟穩定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如此發達，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它推行「合成主義」，即各種主義的優點混合在一起的主義。我認為中國要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就應要推行較「合成主義」具體的「獨民自主義」(Dumenzilism)。我認為發達或新興國家都適合推行此主義。

獨民自主義中的獨、民、自分別指獨立、民主、自由，而整個主義是由「四獨」、「四民」及「四自」組成。四獨指主權獨立、外交獨立、行政獨立、司法獨立；四民指政制民主、法律民主、科研民主、外交民主；四自指參政自由、經貿自由、經貿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只要任何國家，包括中國，能切實做到四獨、四民及四自，便會成為領導世界的強國。

別以為主權獨立這一條件是很容易被滿足，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未必滿足此條件。北非及很多中東國家自爆發茉莉花革命或受其影響後，政局一直動盪不安。當一個國家的政局長期處於安穩的局面，並且長期都沒有爆發內戰，她才能達到主權獨立的條件。中國距離「文革」已有三十餘年的時間，兩岸關係持續健康發展，所以中國滿足此條件。

外交獨立，就是在外交層面上擁有自主權，完全不受大國壓迫，能夠自由地；與任何國家建交及發展外交關係。雖然現今的中國已滿足此條件，但較難肯定五十、一百年後的中國仍能在外交層面上擁有自主權。未來的中國絕不能被孤立。

行政獨立，就是中央政府一旦中央政府落入其他部門人員的手中，整個政府便會失去其行政功能。所制訂的政策不受任何機關、部門干預。一戰後，日本經濟衰退，導致軍人掌權。那時候的日本政府已失去其行政功能。日本軍人政府的垮台就說明了一個強國要確保有能力維持行政獨立此條件的重要性。

司法獨立，就是司法機關在不受政府施壓下依法作出公正的裁決，以及能自由地立法、執法及修改法例。中國有部份中央官員收下被告的賄款後，便可能經中央政府向司法機關施壓，改變原審，破壞司法的獨立性。中國政府若要滿足此條件，就要使中央官員們「互監」，互相監察。這種監察就是互相提醒對方貪污帶來的後果、「一錯足成千古恨」等。切勿看輕這些言語！往往就是這類言語才能感化別人。當然，這種「互監」制度也應包括舉報被發現受賄或賄賂他人的官員，並以強而有力的憲法保護舉報者。如果中央政府能完善此制度，官員們應會更踴躍地舉報貪官。

只要「權在國民」，就能做到政制民主。中國政府在未來要滿足這個條件，就必須要廣開言路、廣納民意，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確保政府能順利納取民意，就要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督，避免民意在上傳至中央政府的途中被更改。同時，為了避免令地方政府反感，中央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應保持只監督，不干預的狀態。政府也不應打壓來自民間團體或組織的反政府聲音。只要政府能適當對民間的反政府聲音作出詳盡的分析，便能制訂出更合乎民意、關大眾的政策，減少反政府聲音，增強中央政府的管治威信，便能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良性循環。持續推行此良性循環約二十年後，中國便能真正成為一個民主強國，消滅「中國威脅論」。

法律是保障人權的重要元素之一，而且是維護社會義和國民權益最重要的元素。因此，法律民主化將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一個極重要的角色，並關乎到未來數十年的政改成敗。中央政府應給予民眾及其他政黨更多的發言權，首先避免「一黨領導」變成「一黨獨裁」，更有效地制法、立法、司法及修法。「一黨獨裁」與「一黨領導」之間的最大分別之處，就是「一黨獨裁」指其他政黨不能為自己的政見而發聲，「一黨領導」下其他政黨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第二，中央政府要在全國各地設立大量的諮詢渠道，令民眾也能表達自己對法律的意見。官民互動，能保障法律民主。同時間，政府也應委託受大量民眾信任的大學進行地區性或全國性的調查，調查民眾和政黨對於法制的不同意見和主張。調查需定期進行，並需把調查結果公開，引起社會討論，從而形成良性循環。所以，民眾推動法律民主化的動力是最大的。

科研民主，能大力促進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成為科技強國。宋朝的軍事力量雖然薄弱，但是由於中央政府積極發展軍事工業，所以火藥的發展在宋朝達到頂點。中國未來要把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任務放在首位。要達到科研民主，中央政府不但不應干涉民營企業的內部事務，更應提供稅務優惠、人力支援等政策，主動協助高科技的民企在全中國「開枝散葉」。科研民主應被解讀為「讓高科技產業的民企主導全國經濟」，以民企為主。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科技大國，可惜因為清朝的衰敗而使中國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美列強。歐、美列強的科技產業能發展到稱霸全球的地步，主要是因為它們都「科研自由化」，並不限制企業的自創精神。中國要重奪「科研世界第一先進」的美名，就要推動及保障科研民主，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抱有「任由它們良性競爭、發展」的思想。

做到外交民主，便能為該國本身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和平外交五項原則」，是推動中國外交民主的核心。隨著中國的國力以幾何級數增長，中國將在國際層面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在國際維和、維權任務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未來的世界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合作。無論是中國官方，抑或是軍方人員，在外國執行維和、反恐任務時，必須時常遵守國際法。中國必須要做到「人人平等，國國平等」，以及運用在聯合國中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確保未來的世界是多極化世界。

無論是否獨立人士，抑或是有黨籍人士，他們都能成為政府官員，並且不受排擠，就是做到參政自由。即使人大存在著一批無黨籍或非共產黨籍的常委，但這些政黨往往不為人知。中共作為領導中國的大黨，就要讓世界瞭解究竟它所領導的政黨是屬於甚麼類型的政黨。一個領導國家的大黨，無論如何都需要極大的氣度。中共的高層必須達成絕不打壓其他政黨及民間組織的共識，否則會影響中共的聲譽，甚至引發統治危機。中央政府必須要以法律來保障其他政黨不受地方政府打壓。

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均向外表達「中國將持續轉化成市場經濟體系」的共識。要確保中國持續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就必須做到經貿自由。無論在甚麼時候，中央政府都只能是扮演宏觀調控的角色，確保中國是自由經濟體。稍為過度干涉，市場的反應已能變得十分敏感，甚至會有大量外資流走，經濟就會衰退。

做到言論自由，便是一個民主政體。要達到真正的言論自由，便要解除任何網絡封鎖、電視封鎖、出版封鎖。除非涉及違法的言論，否則即使是批評政府施政的言論都不應被封鎖。網絡審查是正常的事。台灣有網絡審查制度，但政制民主。所以只要網絡審查制度有一個固定的框架，在打擊違法言論的時候也能保障言論自由。一個強國要擁有民主政制才能持續強盛。一個民主國家能容納不同的政見，政策自然更合乎民意，增加國民對政府的管治信心，國家政治、社會基礎更穩實，自然能強盛、繁榮起來。數百年來，廣大的中國國民一直在呼喚真正的民主。中央政府必須要做到真正的民主，才能取得全國國民的民心。

學術自由，就是讓中國的學生能自由自在地與外國的學生進行任何學術交流。青年人是社會、國家未來的棟樑。一個擁有學術自由的中國，就是一個吸引外國人留學的中國。讓中國的青年人擴闊眼界、融入世界，就能令中國的「軟國力」持續增長。

未來由中國把獨民自主義傳播至全世界，就能使中國成為和平的民主強國，也能令世界變得更民主、更美好。

索羅斯稱中國難題未來數年會爆發

國際著名投資者、「金融大鱷」索羅斯近日撰文，展望2014年環球經濟。他認為，全球目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中國未來的走向，因為中國固有的高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預料中國的難題會在未來數年內爆發。

索羅斯認為，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依賴出口和投資，同時抑制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對GDP的貢獻已縮水至35%，導致五花八門的借貸業務橫生。他判斷，中國與08年海嘯前的美國相似，但也有一個重大的不同點，就是美國的金融市場可以主導政治，但在中國是政府控制銀行和經濟命脈，共產黨控制國有企業。
文章又寫到，中國政府在2012年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人行開始控制債務增長，但當增長放緩對經濟產生實際負面影響時，政府又為了穩定局面而重施故技。鋼鐵業從去年7月起重啟鍋爐、人行放鬆信貸，經濟轉瞬間又回暖。

問題若未解 或致內外交困

索羅斯說，中國要成功化解難題必須同時改革經濟和政治，惟一旦失敗，可能降低全球對中國領導層的信心，導致國內不穩定和國際上的軍事對抗。他認為過去中國領導層將經濟增長擺在結構改革之前的做法是有理由的，因為財政緊縮下的結構改革，會將經濟推入通縮的危險中。但中國目前的政策目標自相矛盾，為保增長放鬆信貸，會令債務直線上升，數年內就無以為繼。這個矛盾如何解決、何時解決將對中國乃至全球產生深遠影響。

(來自明報)

(Photo from news.sina.com.hk)